只有阿根廷足协医疗总监托马斯·阿尔瓦雷斯知道真相。

塞巴斯蒂安在决赛后第五天给托马斯打了一通电话，用的是酒店座机。通话时长只有不到两分钟，但托马斯挂掉电话之后，那只夹着烟的手抖了很久。他当晚就调出了运动医学数据库里所有的顶级康复师档案，最终在三更半夜拨通了一个跨洋号码。

接电话的人叫高奕，西语名马特奥，三十三岁，阿根廷与华裔混血，常居波士顿，全球运动心理创伤领域最年轻的顶尖专家。简历上有一行备注，是他在哈佛医学院的导师写的：「他有个不太科学的天赋——能让那些被伤病判了死刑的人，重新相信自己还能站起来。」

托马斯在电话里说了很多，说塞巴斯蒂安的状况，说决赛失利的细节，说国家队所有人的担忧。他絮絮叨叨说了将近二十分钟，电话那头始终沉默，以至于他以为信号断了。

然后高奕的声音响起来，很平静，平静到接近冷淡：「地址发我。」

「你……你不问问报酬？」

「我说的是塞巴斯蒂安·里克尔梅的地址。」高奕顿了顿，「我欠他一场球赛。很多年前。」

托马斯没有追问。他挂了电话就把定位发了过去。手机屏幕暗掉之前，他瞥了一眼那个地址，心头一凛：不是什幺偏僻牧场，也不是什幺海岛别墅，而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老旧的街区拉博卡，一栋靠近港口的三层老楼。那里距离糖果盒球场不到八百米，是塞巴斯蒂安十七岁被球探发现之前住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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